|
|
|
|
辨形势、化矛盾、促创新
|
|
|
|
| 张永伟：每年参加我们的管理会议收获很大，去年我跟大家讨论的是信息产业的问题。今年我想与大家就关于技术创新的调研的体会沟通一下。这个题目还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最近体制改革的时候，对中国还是应该继续追赶还是进行技术前沿的创新，还是进行技术的领跑有非常大的分歧，两个不同的判断，决定了我们采取不同的政策。过去我们比较习惯的是跟踪和追赶，过去很多产业是跟随和扮演的角色，追的也很成功，当然追赶也很累。 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整个工业和服务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很多的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前沿，或者说走到产业竞争的前沿，继续再追赶还是应该抓住机会，进行前沿的创新，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新的挑战。过去我们的政策的设计主要是围绕着跟踪和追赶设计的，比如我们在制定科技项目的时候，有一个主要的评价标准，你这个项目是国内先进，还是国际领先？言外之意就是这个项目做得最好的时候，就是和国内保持一定的水平和国际保持一定的水平。你这个项目国外还没有做的时候，往往是不能够或者很难在国内立项的。国外还没有做，你这个东西怎么让别人相信呢？所以过去很多能够在前沿创新或者原始创新的一些项目，往往和我们传统的科技评价体系是不一致的。 在项目上这样，在产业化的支持上，往往也是围绕着跟踪追赶设计的。当你这个项目在国外还没有做成功的时候，在国内也很难拿到产业化的配套支持。很多在国内做原创的技术研发或者产业化开发的企业被迫先到国外去做市场，等拿到国外市场认可的时候，反过头来才能到国内形成产业化，先国外后国内。政策结果是这样一个逻辑。 到前沿领域创新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就不一样了，就需要支持不确定性，需要宽松示范，整个体系和环境就发生了大的改变。什么样的判断就决定了什么样的战略，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思路也决定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因此讲这样一个题目是目前我们在讨论创新，讨论产业发展时候根本性的命题，分歧也非常大。我的研究结论是支持前沿创新的，中国到了这个阶段，最近的一些思考和大家报告一下，这也是题目的由来。 我们可以把根源放在我们对宏观经济的分析上，最近这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在宏观经济决策上面临很大的困惑。用一个词来表达叫“多难的选择”，采取任何一个宏观经济政策，我们总会发现它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一项政策很难得到全部的或者绝大部分方面的认同。比如说我们讨论房地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既希望房价回归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担心房价过快下降，对经济的拉动造成很大的影响，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发生锐减，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对房地产到底采取什么力度的政策，也是非常困难，也是非常难以决策的问题，也是决策的两难。诸如房地产领域很多宏观经济决策，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都是决策两难和多难的问题，找不到不难，一难的问题，采取这个政策就可以收到什么明显的效果。现在这种政策太少了。我们讨论一下我们宏观经济决策越来越困难，根源是什么？这是我们讨论创新的基础的出发点。宏观经济决策有哪些困难？多难选择怎么产生的？我们最后得了一个结论，他的结论在于我们产业的落后，产业的低端落后。正是由于我们产业结构不合理，过多的产业能力是长时间的维系在低端，这一个方面的原因，使我们宏观经济决策产生诸多困境和多难选择的根本性的原因或者根源。 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决策有哪些难点？第一，我们现在涉外，涉外一是现在的出口依赖，外贸这一块。一方面我们由于过多的采取了对外贸依赖性比较强的经济结构，当我们经济出口量占比已经成为三架马车当中增速最快一驾马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形成出口依赖症。国际形式稍稍有大的变化，国内经济就受到很大的波及。我们出口依赖的结构和美国、欧洲不太一样。我们出口的是低端东西为主，进口的是高附加值的东西，这样一种出口结构导致的结果，我们向别人出口多，我们受到外贸威胁就越大。返过来讲，我们进口越多，就受到别人进口的管制就越强。你想要的，别人可能不给你，你出口别人的，他可以随时不要你的东西。既给我们造成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也让我们在很多领域越来越受制于人，这就是现在我们的出口结构，进出口结构根子在于我们制造业的低端化。产业不升级，出口依赖的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贸易摩擦的形势职能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贸易的争论当中，我们就会丧失更多的主导权。对你没有太多主导权，你能不卖给别人吗？所以出口的减少，受伤害更多是我们自己，这是对外的基本的逻辑。 由于出口过多，外汇就更多了，拿了这么多外汇，人民币就得进行结算，国内的票子就得多发，容易引发通货膨胀。我们出口大国，往往拿着汇率给我们做文章，我们的压力一方面我们如果过早或过快的来进行币值的提升，出口就会受影响，所以跟国外的汇率谈判当中越来越大。这么多出口变成外汇，这么多外汇变成结算的人民币，票子越发越多，在国内形成越来越强的通货膨胀压力。出口和通货膨胀又是紧密相关的。解决这个问题压出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根子在我们产业的低端化。 除了通胀之外，票子发多了，人民币很多的投资在某些领域就容易走向极端。某个领域在过多的时间之内集中过多的资金，就滋长了泡沫，股票、矿业、收藏品等等，大量的游资推高了某些领域资产的价格，导致经济局部的过热产生了扭曲。因为这些资金在国内它的投资渠道过窄，投资渠道过窄，既和体制有关系，大量的资金找不到可投的领域，另外一方面即使是放开的领域，我们国内的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很难吸引这些资金，对接不上。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实体经济在逐步的萎缩，另外一方面虚拟资本在不断的膨胀。实体基础受到动摇，虚拟资本由于我们经验不足，产生了很多的负影响。大家看到了这几年民间放贷，这些资金，这些问题，它是逐步放大的。实体经济它的吸引力确实逐步递减的。这种情况之下，很多的做实业的企业，最后也放弃了研发，甚至放弃了制造。实业资本开是向非实业，金融资本转移。金融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产生了很多的违规的或者违法的操作。 去年是跑路的多，现在年关接近，我估计跑路的越来越多，对待这些跑路的企业对政府来讲确实是手段不足。你看着他犯错误，看着他影响了社会，但是真正能够管制的手段确明显不足，不能把它全抓起来，抓多了产生的后遗症更多，你不抓，谁来承担犯错误的成本。犯了错误又不让他承担成本，所以举起刀来也很难落下去。当我们整个经济管理，经济决策陷入纠结的时候，仅从表面解决问题就比较难了。多抓几个，少抓几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于这些资金为什么走向这样一种状况？根源来自于长期的没有改变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才导致了资本的不良的流动性，这也是和产业结构落后有关系的，落后的表现你没有技术能力。 和我们就业结构也是相关联的，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业出现了两个脱节的问题，一方面大学高素质的毕业生找不到就业岗位是收窄的，另外一方面低收入的就业岗位又是短缺的，农民工又很紧张，高技能，技工也紧张，低收入的就业是短缺的，提供高收入岗位的就业人群是过剩的。这说明了我们产业所对接的就业结构是有问题的。只能提供更多低端低收入的就业岗位，高收入就业岗位我们提供不了太多。这么多毕业生和你提供不了这样的高收入就业结构对接起来，就是他找不到工作。解决这个问题核心还不是在教育毕业生太多了，而是我们提供不了这么多高收入岗位，这就是产业结构落后的重要的结果。 由于我们产业结构落后，所以我们整个的调整宏观经济的手段，现在就被束缚住了，稍微做大的调整，整个经济就会受到深度影响，影响了我们政策调整的决心。比如，我们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我们上半年我们发现整个行业情绪是比较好的，企业开工率很足，库存很少，整个的投资都很活跃。但是到了下半年只求，我们突然发现经济出现了大的逆转，一些主要的行业，机械、制造、装备、汽车、加工制造等等出现了大的变化，行业景气出现变化，企业订单不足，导致开工不足，效益销售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宏观货币政策是不是要做调整？出了很多争论，压力也很大。从全年来看，指标都还不错。但是从7、8月份以后再看，企业也好，产业也好，宏观经济指标也好，都有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你的货币政策调是偏紧的，现在是放还是不放？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人就讲，如果再坚持一段时间，通过宏观政策的压缩就会把落后的生产能力把它逐步的淘汰掉，这正是结构调整的好时机，不应该过早的改变货币政策，即使企业很难，特别是中小企业，我们走了一圈发现叫苦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你坚持哪一个政策导向呢？ 另外一个观点认为这个时候必须抓住放，因为企业都很难了，放信贷，把货币政策调到宽松状态上来。调的结果，大家这口气就很容易过去，企业觉得会拿更多订单，现金流会得到快速补充。结果又和两三年一样，本来技术升级的企业没有升级，喘过这口气，生产能力还是那样。等第二波经济危机来的时候，他又陷入困境，一放一收缩然后再放，总是如此循环。到底坚持什么样的宏观决策呀？确实非常困难，你说你不调整，GDP下来的速度就会很快。今年如果是9%，明年如果是8%再低一点，中国到底能够承受多高的增长速度？现在大家有一个常识性的判断，低于8%，中国就容易出问题，我不知道8%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长期在这种落后结构上保持8%的增长速度是非常的困难。如果不把8%做一个调整，敢于承受比8更低的增长速度，那就更没有决心调整产业结构，调结构GDP有一段时间会下来，低于8%，6%，过了这个阵痛会走入高素质的增长阶段，这对我们宏观决策是很难的选择，所以现在宏观选择压力很大。调结构还是要保增长？保谁的增长？保过去结构的增长？还是保将来新结构的增长？这对我们货币增长压力非常大。 即使保过去的增长，大家可以看一看，能不能保得住，靠过去的宽松供给来支撑的，生产要素比如生产、资源、环境、土地，包括劳动力，现在要素宽松供给局面发生了很大改变。能不能继续支撑我们过去的这样一种增长环境？这不需要讨论了，做企业大家都知道压力越来越大。返过来讲，如果过去这种产业的增长模式不改变，即使发展新的东西也容易出问题，最近一年调查新兴产业的时候，给我们非常大的印象，所谓的新兴产业最后都走向了先有制造后搞技术的过去我们最熟悉的一种路径上来，搞新能源，搞电池，搞储能，光伏，生物质，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走的路径还是过去的路径，用老的路径来做新的产业。什么路径呢？把国外的技术引进过来，在国内形成制造业，由小规模制造快速进行规模化生产，通过规模化生产再对接我们低成本要素供给来打低成本竞争战略。很新的东西在国内很快变成的投资过剩了，美国人很不理解，新能源你们怎么投资过剩了呢？产能甚至过剩。由于我们习惯了那样的一种传统发展路径，所以在新兴领域当中，我们是有新的名和新的发展思路没有改变，这也影响了我们国际地位。本来想抓住一次技术变革的机会能够打个翻身仗，看来希望压力越来越大。 老的产业继续维系宽松环境，新兴的产业步入后尘，我们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严重，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几个图片，我们环保压力越来越大，环境、卫生、饮食成为老百姓非常不满意的话题，包括我们的能源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后面一张地图，（如图）这是我们能源生命线，低端制造对能源高度依赖，依赖只能依靠南海这条线，石油供给主要来源于这条线。当一个国家不具备能力保证自己海上能源运输绝对安全的时候，要想实现自己的经济安全，只能减少对这条海运线的依赖，美国人投入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证自己石油安全，到现在的结果也认识到真正的安全是来自于自己对外，特别对石油的依赖。美国这么多年，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认识到保证自己的能源安全只能靠自己，不能靠远距离能源的运输。今年美国已经开始收到效果了，效果自己在天然气领域当中实现了由净进口变成净出口，美国不再需要国外更多的油气，所以在能源外交能源结构调整当中胆子越来越大，顾虑越来越少。而我们呢？我们在走他过去的老路。产业结构不调整，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产业本身的问题，整个能源环境都会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依靠创新，但是依靠创新应该改变我们创新的道路，要让我们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跟随跟踪追赶，二是我们自己敢于到前沿创新，三五年前讨论创新企业是不接受的，这一两年在企业内发现能够在前沿领域投入研究力量，通过重大技术的突破再进行产业化，将技术突破与产业快速连接企业的运作成功率非常高，而且经受得住大的宏观条件的变化。在很多领域我们都能找到前沿领先的证明材料。 1、技术领域。 比如信息领域，在芯片的设计、通信装备，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前面，没有人可抄了，用华为的话讲过去跟着别人走，还有得抄。现在你已经走到前面，无人可抄，甚至别人在抄我们。这个时候就比较再等待了。再跟踪别人的时候，过去跟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最大的风险，跟着别人，跟着跟着，当领先的人进行重大技术调整的时候，他的技术方向和轨道变了，后面跟的人来不及调整就被甩在一边。日本电子企业之所以没有起来，就是因为长期采取了跟踪美国的道路。现在国内条件这么好的时候，需要我们做巨大的技术创新，到前沿去创新，这是一条路跟踪。另外一条路是前沿，至少说明我们现在应该两轨并行，加紧跟，加紧追，要敢于在新兴领域实现技术突破。 实现技术突破的条件到底成熟不成熟？从技术角度来讲有这种可能的，比如在技术变轨的领域，前沿创新的企业成功率就明显的高于跟踪追赶的企业，技术变轨。我们讲芯片，这两年在IT领域当中有一个重大的变化，过去的统治者windows和英特尔架构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发生了3年多的时间，英特尔统治芯片领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公司已经处在自身难保的状态下，英特尔主导的传统芯片结构，芯片无处不在，英特尔所主导的X86架构已经比较落后了，它的弱点符号、功耗高。现在它的应用领域要求功耗要低，最近流行的ipad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更多移动终端要求主要特点芯片功耗要很低。在要求低供货的芯片时间，复杂的X86架构就已经遇到了重大的挑战。由于过去技术领域轨道的企业技术的积累比较多，让他去调整非常的困难。像我们搞电动汽车也是这样，让做燃油车的企业做电动汽车，他自己说服自己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在芯片领域的传统的技术路线遇到了瓶颈，新的技术领域呼之欲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前沿创新、原始创新、变轨创新就将来很可能成为新的技术时代的主导者。如果我们采取了过去的路线还跟着英特尔走，你不调我也不调，还跟着别人一步一曲的走，不但我们永远跟不上它，很有可能我们就会跟着我们自己的模仿者，被模仿者走向灭亡。对后发国家在技术变轨的时候，应该抓住技术变轨所带来的机会，实现一次超越，实现一次原创，敢于走向前沿。 在新兴技术领域有大量的机会出现，上午来之前我与几个做锂电池的讨论，我最大的印象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我们做锂电池还应该跟着日本走，他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完全在产业领域裂变成两派，一派是日本、韩国路线跟着你走，一派是我和你去竞争，我走另外一条中国的路线，这条路线可能风险很大，最后可能失败，但是一旦成功，我们就具备了和日韩在同一起点进行前沿竞争的可能性。我来之前在这么一个小的领域，两种思想完全是很难融合。从目前的技术变化来看，利用技术变轨的机会能够走一条新路的企业成功的可能性反而会更大。 2、新兴领域。 比如这些新兴领域大量存在技术变轨的机会，信息通信产业、有线连接变成无线连接、二代通信、三代通信、信息和计算的分离，计算和通信的结合，这是一个融合领域，计算机和电视变成一个终端了，这是让很多做手机的传统领先者和做计算机传统的领先者，比如英特尔这几个企业很难实现融合的。智能手机出现了微软操作系统，很难用在手机上，为什么？它的操作系统，它的脑子里只关注计算机，反而那些小的操作系统替代了，成为通信领域的主导者，比如安卓才几年时间？在新兴领域我们实现前沿创新，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性，新能源也是如此，新材料，物联网、电子商务等等。在这一轮新兴产业发展当中，真正有亮点的或者说多数的亮点是发生在和别人能够在同一起点进行技术开发的企业身上。你可以看一看国内，跟着走的两年下来多数是没有这种再持续发展的能力，当然一开始资源不足的时候，跟一把，跟到一定阶段就敢于创新，这是我们常见的，最怕的跟一代跟二代不断的去跟。 现在已经到了进行前沿创新的一些领域，确实我们条件很好，不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创新，时不再来。如何才能实现前沿创新呢？我把我们最近观察的几个企业在前沿领域有突破，他们为什么会有突破？他是怎么做到的？我把这个现象与大家做分享。 实现前沿领域实现快速突破的企业利用了三个要素：低成本研发加上低成本制造，加上多层次的市场，创新走的很快的企业，这个优势利用很好，过去是一个优势为主，就是低成本制造，看谁造的便宜，现在我们发现低成本研发已经成为我们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优势比较了比低成本制造更关键的优势。这个优势的表现，（如图）同样一个规模性的企业看谁的研发队伍最多，我只说中外相比，比如通信领域不到10万人的情况下，只有中国的华为能够养得起4万人的研发队伍，不到1万人的情况下，深圳迈瑞养起将近4000人的研发人员。这说明什么概念呢？当你一万人的时候，你研发人员比例是多少？如果与国外相比，1：1，能够做到1：1在竞争性领域那是很恐怖的事情，为什么？首先，你会有很强研发能力和研发效率；第二，你会背起非常重的研发包袱，但是在中国能够养得起一万人，在美国养得起一万人的研发队伍在中国养得起十万甚至二十万，但是每一个人没有差别，甚至我们研发人员的工作强度，我们研发人员的素质要超过美国的本土。 比如做医疗器械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在美国做医疗机械的工程师多数是华人，飞利浦、西门子那些研发强度很低的，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时。国内是魔鬼式的研发，5+2，白加好，同样一个人，工作强度完全不一样，规模又超过他。在国内做前沿创新，共同特点既利用了低成本制造优势，也利用了这两年低成本的研发优势。这两个优势是发达国家有其一，但是没有低成本制造，发展中国家有低成本制造但是没有低成本研发，这两者都不能具备的，哪个企业能够快速把这些优势利用起来，大企业如此，小企业如此。如果有两个研发人员，研发人员不足这样的企业走起来很难。如果说我没有这些资源，那是两年前，现在完全可以技术突破与制造能力做到并行，不是过去讲的我先搞一桶金挣多钱，有钱了做研发，先做产品研发，再有钱做基础研发，过去是这样一太道路，但是现在大家看一看，很多的新兴企业比如说在深圳医疗企业、生物制药企业，如果说通过基础再做产品，我要把它一体化。当你有这样一种创新思路的时候，往往更容易得到VC和PE的支持，特别是海外风投的支持。过去我们讲基础研究是大-kaiyun.手机网页版所的事情，我做产品开发。其实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就有很明确的市场导向，把基础研究的东西快速形成产品化，加上制造能力的对接形成产业化，规模化，就把链条走通了，时间可以做得很短。而且在早期阶段也能够得到资金的支持，甚至更容易得到外部投资的支持。这样一种经营架构瞄准的是基础架构的东西，返过来讲现在这个阶段更容易的得到的资金的支持，返过来讲更容易得到市场的支持，就成功了。 利用国内的低成本制造和低研发，多市场的结构，能够从前端到产品开发打通的这样一种企业运作机制，小企业这几年冒出来很多，这是企业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和特征。这些企业和过去不一样，大部分是小企业，但是路径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市场条件很好，比如说做新能源，光伏除外，光伏国内市场还没有完全启动起来。在国外找不到的市场在国内都能找到，用我们领导的话讲，任何一个小东西乘以13亿就变成很大的东西，中国多层次的市场，某一个局部的市场它的纵深也很强，足以养得起一堆企业。再细分，也能养得起一个产业群。这就是有战略纵深的国家，市场优势。所以以本土市场为主，利用本土的制造能力这是我们过去最强的，然后再形成快速的利用低成本的研发资源快速形成我们的研发能力，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前沿创新的企业运作机制，这样的企业是这两年出来比较多的。过去不敢想的，现在能够做到了。这是第一个实现前沿创新的路径。 第二点，我们处在很好的技术与人才黄金期。不是像过去苦苦跟踪、模仿和追赶，什么黄金期？就是技术与人才黄金期。在新兴的领域，能够和国外的大公司去抗衡，这几年做得很不错。他的团队多数是具备海外留学的背景，我们除了国内有那么一股强大力量之外，国内技术和人员的供给渠道，黄金期非常的难得，而且这个机会确实让很多的企业因此而受益。比如说我们去华大基因，深圳做基因工程的企业全球领先，美国、欧洲同行都拜在他的脚下。深圳光启研究院，来得时候几个人，现在形成二百人研发队伍，70%的人来自于海外，70%中20%是外籍人士，国外很著名的教授和技术人员就到深圳落户了。上海中微电子核心的团队也是来自于海外，包括做新能源、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的，你会发现做得好的企业，大部分有海外团队背景，有的是一两个人，有的时候是两个团队。过去做产业解决技术短板的方式就是买技术，现在我们与其买技术，不如引进人才。 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告诉我们与其引进一两个人，不如引进一个团队，比如中微电子做课时设备的，从材料一直到质量控制，整个研发线到生产线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企业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进入世界半导体设备领域的第一集团，你会发现他的团队20几人，一个人负责一个环节，20个人在一个时间回来创办了这家企业。引进一两个领军人才，更厉害的是引进一个团队。这两年我们发现在创新甚至做得好的新兴企业当中显著的特点。 当资源条件具备的时候，你没有把它利用住，时间窗口就很短，就关掉了，比如在装备领域，你再想去引进国外的团队成本高了，而且可能的难度增加了，引进不过来了。有的企业甚至要花大价钱买别人的公司，买公司的目的就是买研发中心，那几个人，甚至买图纸，难度增加了。这个黄金期时间不是很长，美国人现在开始限制我们，美国人说我们培养的工程师不能服务于中国的产业。当年钱学森回来很难的，将来更多的钱学森回来，我们已经被全球瞄准了，他注意你的时候，你再挖他的人就比较难，所以这个黄金期也不长，但是抓住机会。当年韩国就利用留美韩籍科学家大量的输送和回归就支撑了韩国在汽车、电子、微电子、信息领域的产业优势。 我们现在能不能利用现在这个机会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甚至被一些企业利用好来实现一次前沿创新呢？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第三点，我们实现创新进行前沿创新要为这样的企业创造一个好的环境。现在在很多领域，得到都不愿意去创新，更不愿意做前沿的创新，除了风险之外，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问题是不能规避企业之外的风险，环境不好来削弱了或者是扼杀了它的创新的激情。比如政府的支持，在前沿领域与国外企业进行竞争，在重大的技术标准的选择上，我们敢不敢支持本土的重大的技术创新？这是需要强的政治意志。当你有这种政治决心的时候，很多的企业就会在这个领域投入他的研发的精力，甚至敢于承担他自己创新的风险。所以政治意志往往决定前沿创新导向。 政策思维，从官员角度政治设计角度来讲，过去习惯了看准别人，然后设定我们的目标，然后对目标进行支持。现在我们在一个新的起点，在一个没有目标的领域当中，能否支持不确定性的创新，这是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是很大的挑战。往往前沿创新更需要得到政策的支持，如果你的政策只支持模仿、追赶、跟着走，前沿创新可能就会被扼杀掉。这个领域在我们科技政策领域，产业化领域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比如说在科技体制和我们产业体制，产业体制当中，比如我们所讲的对一些产业项目的支持，前沿创新不确定性要求多元的技术路线。你不知道哪一个技术路线最终能够胜出，我们过去支持产业往往是政府先选择好技术路线，政府定好了，你做电动汽车，我只支持纯电动汽车，比如我只支持锂电池的电动汽车，你是另外一种电池，不是反对，但是往往不是支持。政府认定和多元选择机制是不兼容的，这个时候你要想支持前沿创新，必须使我们的体制和政策能够适应到前沿创新的特性上来。用跟踪的办法搞传统工业化的办法来搞前沿创新，我们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功亏一篑。我们在过去一年调查当中，你创新了，你的专利别别人盗取了，一旦打官司，创新者受到伤害。这样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鼓励的是模仿、盗版。过去我们跟着别人走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拿别人的东西来，拿就拿了，跨国公司老折腾我们，说中国不尊重这个，不尊重那，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很落后。现在我们很多的企业已经走到了前头，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遇到了这样一种苦恼，他的创新得不到保护。如果我们继续采取传统的对创新者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采取放纵的做法，我们走到前头的企业最终可能也会被扼杀掉。这意味着我们知识产权、法律、市场环境也要调整，调整也要做前提性的判断，中国现在是不是到了前沿创新的阶段了？如果没有到继续保护追踪，如果到了就应该做出调整。调整的范围不仅仅限于科技和产业，也涉及到我们市场和法律环境。 时间关系，我只能讲讲我们这些不成熟的观点，只能代表我们研究发现，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论证，如果讲得不对，请各位领导批评。谢谢各位！ （文稿来自速录，未经审校） |
|
